灾后筹款

2008年05月16日 benzhuzhu

我看到的数据是国内地震捐款已经12亿多了，不过也有说光企业就捐了19亿多，大概是确认方法不同。不过不管是12亿还是19亿，这都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字。2006年5月15日孟宁的文章《慈善经济学》提到“2005年中华慈善总会共得到社会捐款和捐赠物资共计7亿5千4百万元人民币，而国内现有的大大小小１００多家慈善公益组织所掌握的资金总计，仅占到国内ＧＤＰ的０．１％，而美国这一比例为2％；中国公益机构１０年来，共得到近１００亿的捐赠，这个数字只相当于美国戴尔电脑公司创始人迈克尔·戴尔一个人捐赠的数目。”如果这么比较一下，就会发现这个数字多么惊人，而且这一捐款活动只开展了不到5天，可以说才刚开始。

我国经济实力的上升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这次地震捐款能够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物质基础，不过我这里想说明的是这次筹款过程能获得成功的一些比较直接和关键的因素。

很多人都说1998年抗洪救灾时的捐款是不情愿的，我也有同感。同时很多人都说这次汶川地震捐款是发自内心的，很多人不光捐款，而且献血，另外还有很多人自发的到现场作志愿者帮助救人抗灾。其实98年也是大灾，很多人遇难，为什么大家对那次灾难和这次地震的态度会差别这么大呢？

英国《金融时报》莎拉•默里(Sarah Murray)在2008年5月5日的文章《给商学院筹款者“打气”》介绍了北卡罗来纳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教堂山商学院(Kenan-Flagler Business School)的组织行为与策略学教授亚当•格兰特(Adam Grant)对如何激励筹款者做的实验。他将筹款的电话联络员分为三组：亲身听那位学生讲话的为一组；只读信的为另一组；此外还有一个未得到任何信息的控制组。他发现那些听过那位学生谈话的电话联络员打出的电话数量上升了一倍多，他们的通话时间也上升了一倍多，而每周筹到的钱款数目则上升了两倍。而那个仅读过感谢信的小组和未得到任何信息的控制组，没有任何变化发生。不过如果电话联络员获准脱离他们通常使用的标准讲稿，那么这个读信组所受到的影响，则与见过奖学金获得者本人的一组效果相似。

回到这次地震，我感觉这次地震筹款者的角色很大程度上由国内外各大媒体的记者、编辑、主持人等来担任。由于网络的发达，很多网站、网友也自发的担任了筹款人的角色。我天天都会看中央一台的抗震救灾节目，由于很多内容是实时播放的，感觉很多内容都需要主持人自由发挥，少了很多背稿子的死板，多了很多发自内心的感情。对于现场采访，如果被采访者讲官话就会觉得反感，哪怕说的是实情，但是如果是用朴实的语言表达出情况的危险紧急，心里就会跟着焦急担心，自然的被感动。引用格兰特教授的一句话“当你心里有了那个学生的形象，并能够与真人联系起来，你就愿意去奋发向上。”当我们心里有了那个在废墟中卡住的孩子，当我们心里有了北川中学消失的那些鲜活的生命，我们的心会自然的揪紧，希望能尽一份力。

有人说现在不是秋后算帐的时候，不过我还是想把一些想法记录下来，以防忘记。首先是接受国际援助的问题，我发出疑问的时候，我国对于国外的地震专业救援队还是婉拒的。国外的援助力量可能是非常有限，一支队伍只有几十人，不过这些人相对都比较专业。就我看到的，比如救人时需要专业人员帮助分析废墟的承重结构，防止在救人时发生二次倒塌，救人时如果有专业的医务人员在旁边指导，可能被救者就能避免截肢。还好我国现在已经主动提出了援助请求。日本救援队已经开始工作，台湾、韩国、俄罗斯、新加坡等地的救援队也在赶来。超出我意料的是我国居然主动向美国提出请求，希望提供震区高分辨率卫星图像，以帮助确定受灾者方位，并识别严重损毁的道路和基础设施。之前我国一直在试图自己完成灾区成像，可能效果还不够理想。温家宝总理在灾区偶遇美国心连心国际救援组织可能对高层有一定触动，不过国家转变之大之快还是让我意外。对于已经过了72小时才有这种转变，我感到非常惋惜，不过相比卡特里娜飓风时美国拒绝外国援助，并考虑到我国未来遇到这种灾难会应对的更好，对我国的转变我又多了一些欣慰。另一个问题就是感觉中央一台的报道越来越乐观，越来越官方，缺少有冲击力的图片和视频，这些对于筹措捐款都是很不利的。正面的报道太多，我现在已经很难被感动，对报道的关注也有所下降。太过官方的话，感觉很套话，没缘由的就觉得反感。还好网络上网友们还是在相互传着各种感人的东西，比如《进来哀悼一下吧，北川中学的博客》，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下来了。很多人提到学校建筑倒塌的问题，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不好说什么，不过也觉得可能有问题。保持关注就是支持。希望这些孩子和家长们能得到一个合适的结果。